新的CPI数据，是自2007年6月以来最低的数字，却并不能让人们对国内价格水平走势掉以轻心，PPI指数的缓慢攀升更反映出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的滞后影响。事实上，以国际油价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挫，也许只是让一些国家的通胀统计数据暂时得以缓解，其核心通胀未来持续上扬的可能依然存在。

      毫无疑问，当我们继续面临全球市场萎缩造成的国内出口疲软，面临所谓“热钱”进出造成的国内资产泡沫破灭，并由此造成许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等等问题的时候，我们除了努力稳定需求，除了深入改革，除了提高效率，还能做些什么？

      纵览全球市场，我们看到，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的上涨，全球收入重新分配，未来几年，国内的出口企业的重要市场是否应该是那些有着强劲需求的资源出口型国家？此外，如果国内出口企业仍然是跨国公司的附庸，仍然不能独立生存，不能开辟自己的市场渠道，同时仍然不注意升级技术、改善设计和提高品牌知名度，则未来出路何在？

      再来看国内。众所周知，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向非常依赖土地销售收入和房地产行业税收收入。当房地产销售放缓之时，也就减少了地方政府的税收。现金紧缺的地方政府如果不能付清他们与企业签订的合同，合同的债权人又如何向他们的供货商支付货款？

      现在所能找到的最快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许就是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而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才是解决国内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所谓重中之重。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在此之前，部门间财政收入重新分配可能会提高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财政再分配应该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同步进行。最新的消息说，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河南发表的有关农村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坚定不移建设新农村，建设有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等内容，这个政策信号既预示着改革将迈开更快更大的步伐，也表明中央财政将会在相关的领域以空前规模加大投入。

      在供给方面，我们看到，企业的成本上升问题理应需要用市场手段来解决。虽然大多数调整如果依赖价格机制，会让许多企业破产，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此让更多有效率的企业替代之？为什么不能就此让经济变得更有效率？当我们面临成本上升或者竞争力下降的挑战的时刻，当我们需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之际，我们尤其需要提高效率。

      此外，政策的低效率更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提高金融政策的效率，对经济增长而言，必然有着显著的刺激作用。CPI指数的平稳降低或将给政府以更多的空间选择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保利利率稳定的条件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以及今年年底之前可能实现的贷款配额的增加将成为政府宽松货币条件的一个最初信号。也许还应该以提高存款利率作为开端，将存贷差降低到正常的两个百分点。当然，央行也应该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使银行系统正常化。并且，所谓“热钱”的流出似乎也给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供了好的环境。

      至于股市目前的危机，非一日之寒。解决之道，重中之重，问题中的问题，就是政府能否放松其在市场中的微观干预。尤其当法律出台后，为什么不让市场自我运行？否则，何以奢谈所谓市场健康发展？

      政府空前强大的财政和贸易顺差，是国家经济“硬着陆”充分而重要的保障。我们无可置疑地有很多机会可以改善贸易条件，有很多领域可以提高政策效率。只要政府政策措施合理，国家经济必然很快就会再度焕发活力。　　

      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下半年要“在优化结构的前提下保持合理投资规模”；银监会则强调，商业银行新增信贷规模要加大对“三农”、小企业、灾后恢复重建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诸多的政策指向,预示着通胀压力缓解后,从紧货币政策或将有所松动。另一个重要的表象在于，8月中旬以来,债券市场呈连续上涨态势,其中以中长期债上涨最为明显,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平坦化。央行、银监会近日的有关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和加大贷款发放力度的表述，加强了市场预期。这意味着官方对于通胀压力的担忧已经有所减轻,接下来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是如何确保经济增速的平稳性。可见今后一段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中保增长将置于首位,与之对应的是,货币政策调控将体现出新的“有保有压”。然而，银监会是否会进一步松动贷款额度？如果银根松动,是否又会反过来刺激CPI？